1 心憂天下救國救民
張季鸞先生祖籍榆林，1888年3月生于山東鄒平。13歲那年父親不幸病亡，他和要強的母親歷經千辛萬苦扶柩歸鄉。
雖家境貧寒，但母親堅持供他求學。張季鸞先后在榆陽書院、宏道學堂取得優異成績，后又師從關中大儒劉古愚。1905年，張季鸞官費留學日本，攻讀政治經濟學。第二年秋，他隨同張贊元、張立卿、趙其襄等協助井勿幕，在日本東京郊區明明社創建同盟會陜甘分會，成為第一批陜西籍同盟會會員。在日期間，張季鸞利用課余主編倡導革命的《夏聲》雜志，這成為他新聞救國的開端。
1908年回國后，張季鸞一度在于右任主辦的上海《民立報》任記者。辛亥革命后，因涉外文字突出經于右任舉薦，張季鸞擔任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孫中山秘書，參與主持了《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臨時政府成立及大總統就職當天，張季鸞就此事向上海《民立報》拍發了一則電報，這條電文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第一條專電，也被認為是張季鸞對于中國新聞報刊事業開拓性的貢獻。
袁世凱篡權后，張季鸞離開政界，創立北京《民立報》、上海《民信日報》，主持《中華新報》筆政。他為國家民族大義不懼強權，不畏強暴，與軍閥抗爭，因揭露袁世凱丑行，曾兩度身陷囹圄。
1916～1924年，張季鸞任北京、上海兩地的《中華新報》總編輯。1926年9月1日，張季鸞與吳鼎昌、胡政之合作，組建了“新記公司大公報”，同時接辦了剛復刊的《大公報》，從此，他成了《大公報》的總編輯（時稱“主筆”）。在他主持筆政的十五年間，中國內憂外患連綿不斷，張季鸞秉承著中國知識分子“文人論政”的優良傳統，以報刊社論為載體，針砭時弊，議論國是。他從不靠筆走偏鋒、苛察刻薄奪人耳目，而是坦陳時政，以透辟犀利的分析說理服人；更是壁立萬仞，超越黨派私利，始終守衛國家與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其“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辦報理念深得國共兩黨敬重與尊崇。
據《報業宗師張季鸞》記載，15年中，《大公報》歷經天津、上海、武漢、重慶、桂林、香港6次遷移，每次搬遷都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但張季鸞從不為金錢所動，即使曾面對一張15萬元的銀行匯票，也是一笑置之，斷然拒絕，從未在敵人的鐵蹄下辦過一天報，其人格也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敬重。
2 新聞人的極致境界
在張季鸞的新聞生涯中，最為人稱頌的莫過于他的“四不主義”，這也成為張季鸞最為光彩奪目的一頁。
在《大公報》的發刊詞《本社同人之志趣》中，張季鸞提出了“四不主義”的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不黨”是指“以純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于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不賣”即不接受任何來自政府或者說政府派別的金錢，不賣立場和氣節；“不私”是指這張報紙不是一個人的，它是社會公器，要為社會負責任；“不盲”則是報社自我勉勵之詞，包含不盲從、不盲信、不盲動、不盲爭，既對權力保持獨立，又對公眾輿論保持獨立。
這就是著名的“四不主義”。它彰顯了張季鸞主張辦一張經濟獨立、言論自由、客觀中立的報紙的思想，也成為他履行到生命最后的莊嚴承諾。有人評論說，“四不主義”是中國本土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初步形成的標志。
在辦報過程中，張季鸞始終堅持對時局進行盡可能公正、客觀的報道和評論。1930年，蔣介石連續圍剿紅軍，《大公報》在追蹤報道中，不乏肯定紅軍的文章；國民黨要求所有報刊一律稱共產黨為“共匪”，只有《大公報》從未服從過這個命令。范長江考察西北紅軍的報道，就是在1934和1935年的《大公報》發表的，首次向國內如實披露了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情況和陜北的真相。不僅如此，《大公報》還派曹谷冰踏上去蘇聯采訪的遠途，曹谷冰也就成了中蘇恢復外交前后第一位連續報道蘇聯建設成就的中國記者。
張季鸞為人忠厚但筆鋒犀利，如他撰寫的三篇被人稱之為“三罵”的社評，曾經膾炙人口，風行國中。一罵吳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報》社評《跌霸》，文中說：“吳氏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并力無之，但有氣耳。”酣暢淋漓，一語中的。二罵汪精衛，是1927年11月4日的《嗚呼領袖之罪惡》，指斥汪精衛“特以‘好為人上’之故，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三罵蔣介石，1927年12月2日發表的《蔣介石之人生觀》社評，針對蔣介石因剛與宋美齡結婚而“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并“確信自今日結婚后，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以犀利尖銳的筆觸指出“蔣氏人生觀之謬誤”，“夫何謂革命？犧牲一己以救社會之謂也。命且不惜，何論婦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而極”。社評責問，以蔣氏的結婚后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來論，南京政府軍隊有數十萬，國民黨黨員也有數十萬，蔣氏能否一一與謀美滿之姻緣，俾加緊所謂革命工作？”
這樣的絕妙文章，即使在今天讀來，也叫人酣暢淋漓，忍俊不禁。
《大公報》復刊后，經歷了封建勢力復辟、軍閥割據混戰、抗日戰爭等戰亂，張季鸞發表了許多社評。西安事變后，他接連發表《西安事變之善后》《再論西安事變》等社評，力主和平解決。其中《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被國民政府加印數十萬份，在西安市區上空投放。據說，張學良至晚年還能背誦這篇文章。
抗日戰爭爆發后，面對日軍的狂轟濫炸，為了鼓舞人們勇敢應對，張季鸞寫下了《我們正在收割稻子》，這是他生命垂危，病逝前19天寫下的最后一篇給人希望與光明的社評，因為有這些鏗鏘有力的言論，人心才能受到鼓舞，人們才能懷著正義與光明的期待戰勝侵略。
張季鸞的為文風格，是“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他以超一流的學識能力和文字功底、嚴謹而又提綱挈領的思路，高人一籌的見解，詮釋了什么是一個真正的新聞人。他的風骨，播撒于萬千社評之內，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有助于造就社會上健全的判斷力，有益于公眾非情緒化的理性思維能力，有助于建造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他不僅做到了文人論政的極致，甚或影響到了中國近代的歷史發展。
當時，幾乎中國發生的所有的重大事件，都能聽到張季鸞主持的《大公報》的聲音，其評論發揮了極其巨大的作用，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程，也掀開了中國百年報業史的新篇章。他和大公報因此贏得了公眾和整個同行的尊重。
于右任先生曾這樣評價張季鸞：“先生積三十年之奮斗，對國家有大貢獻，對時代有大影響，其言論地位，在國家，在世界，并皆崇高。”
因為堅毅的精神，為抗戰的呼喊，對國家的貢獻，1941年5月15日，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評選《大公報》為1940年全世界最優報紙，并稱贊其是“最優秀的外文報紙”。
3 長安惜別一代報宗
張季鸞在1941年9月6日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終年54歲。他的辭世給當時的國共兩黨及社會各界帶來極大震動。社會各界紛紛發去吊唁，周恩來、蔣介石等各界名流親臨殯葬現場……
在今天榆林季鸞公園的紀念館里，記者有幸目睹了先生的身后哀榮。毛澤東主席等特致唁電：“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周恩來等的唁電稱：“文壇巨擘，報界宗師”。據榆林市政協原副秘書長惠世新后來統計，僅海內外各界名人發來的挽幛唁電達140多件。
張季鸞先生的去世，在當時創下了兩項“記錄”。一為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對他同樣都做出極高的評價；二為在中華民國史上為一報人舉行“創記錄”的隆重追悼活動。
他的逝世是中國報界的一大損失，國共兩黨的共同哀悼使其成為史無前例的一人。其辦報的思想及理念、品德影響了許多人，他對于新聞事業的執著，正如其遺囑中寫道“余平生以辦報為唯一之職業。自辛亥革命以還，無時不以善盡新聞記者天職自勉，期對于國族有所貢獻”，也許這就是他自己對其30年記者生涯的最好評價。
在一場空前的公祭儀式之后，經家屬和陜西方面的要求，張季鸞的遺體于第二年被迎返陜西，安葬在西安市杜曲鎮竹林村。歸葬西安時，各界名流親臨追悼吊唁，陵墓周邊人山人海，發來吊唁的信電成堆成堆地摞著。據記載，當年的陵園占地40畝，背靠高山，兩側兩條水渠流淌，被譽為“天留佳壤，以待大賢”。陵園建成之初，曾有一個連的隊伍專門在此為張季鸞守墓。可沒過幾年，隨著戰事吃緊，這些國民黨軍人也不知所蹤，龐大的陵園也沒了看守者……
時光荏苒，當人們再次關注到張季鸞時，已是幾十年之后。那座曾經風光無限的墓園已是斑斑裂痕，只剩下半個土包，在一片凌亂的莊稼地里寂寥地堆著。
2004年，與竹林村相鄰的玉村率先將自己所擁有的陵墓周邊土地租給了一所磚窯，隨后，竹林村也將屬于自己村的土地出租，建起了一家種豬場，墓前的一條土路也被就此截斷。
沒有人知道這座在豬圈和磚廠夾縫中的墓地屬于誰，當然也沒人知道墓室的主人曾在中國歷史上留下許多輝煌的記憶。
媒體呼吁，親屬奔走，兩會提案，各界建言，然而，豬場依然，磚廠依然，報界宗師的墓園的衰敗依然。
記者想起了時下流行的一句話：說多了都是淚！
……
4 游子最終魂歸故里
在文章中可以分析出社會走向的一代英杰張季鸞，大概做夢也想不到，在他回葬故土之后，還要經歷一次艱難的“搬家”。
其實，早十幾年前，面對淪落了的張季鸞墓園，在無奈無助無力改變的窘況中，榆林市的有識之士就曾建言將張季鸞墓遷回故里，讓一代先賢落葉歸根，安享天堂。
2011年，在榆陽區舉辦的張季鸞先生逝世50周年研討會上，兩岸三地的學者也曾提出“可以考慮將張季鸞墓遷回榆林”，張季鸞之子張士基也表露過同樣的想法。惠世新對張季鸞先生有著無比的敬仰，他隨即向榆林市政協遞交了“關于將張季鸞陵園遷建榆林”的倡議。同年6月，榆林市政協特邀張季鸞外甥女李賦英、張季鸞嫡孫張哲明、孫女張哲子參加“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暨張季鸞先生逝世70周年座談會”，向他們說明遷墓意向并得到贊同。隨后，以張季鸞家屬4人的名義向省委、省政府呈送了《關于張季鸞陵園遷建榆林的請求》，2012年，省委統戰部批復“同意”。
為了使先生遺骸早日回歸故里，榆林市和榆陽區領導傾注了極大地熱情，時任區長苗豐果斷拍板，將墓址確定在正在建設中的森林生態公園，并定名為季鸞公園。
2014年8月12日，榆陽區林業局局長朱喜堂、惠世新老人等來到長安區，他們將完成一項光榮而神圣的使命。
“因為被盜過，墳上的土都是虛的，沒怎么挖就到了墓穴，里面棺材也被挪到一邊，尸骨擠在一個角落里，陪葬品只有一根煙斗、一副麻將。萬幸的是，經法醫鑒定，骨頭并無任何缺損。”已是榆陽區政協領導的朱喜堂向記者回憶了當時的情景，“那天裝好遺骨，放完鞭炮，車從小路剛開上大路，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第二天安葬之后，榆林也下了半個小時。老百姓說，這是張老在感天動地啊！”
至此，張季鸞離開了他安息72年的長安，魂歸600公里外的祖園。
長安，偌大的長安！以中華文明的發祥之地，中華文化的巔峰之處，曾經容納了十三個王朝，更容納了整個世界，創造了璀璨的長安文化，然而，就是這樣的長安，號稱一城文化的長安，新聞媒體和記者扎堆的長安，最終竟沒能留下一個記者，一個當代記者的“祖師爺”……
如今，在榆林城郊的3000多畝生態園林里，張季鸞先生的墓冢清新、寧靜、祥和，不時，有心懷崇敬的人來這里瞻仰。距墓冢僅90米的鳳凰閣里，800平方米的空間里，序廳用張季鸞的人物浮雕對其精神風貌加以展現；展室則以張季鸞的一生為主線，包含“多舛身世飄萍學子”“新聞報國兩陷囹圄”“文人論政大公立言”“關注蘇區報道中央”“團結抗戰功在國家”等12個板塊；以銅像、碑石復刻、硅膠人蠟像、3D幻影、電視專題等現代光電技術將先生的一生立體般地呈現在人們面前。
園林的白場長告訴記者，紀念館建成才三個月，前來參觀的人已超過4000人次。
季鸞先生身后的這次遷徙，雖屬無奈，但先生若天堂有知，應該也是欣慰的。因為，陵園雖好，卻并非久留之地。故鄉再遠，歸來的游子卻可以安枕長眠，何況，還有父母鄉親的陪伴呢。
5 先聲遠去雖死不死
記者當知張季鸞，陜西記者尤其應知張季鸞。
雖然，先生遺骨歸葬故里，竹林村的古墓遺址也已荒草萋萋，但先生的精神，先生的靈魂依然留存在這座城里，留存在每個新聞人的心里。
張季鸞新聞研究會第三任會長蔡恒泰，每年清明節，都會帶領新聞學子和媒體同行去給張季鸞掃墓。如今，墓冢搬遷后，他仍舊沒有中斷自己的緬懷，通過呼吁，重修了革命公園里被損毀的張季鸞碑亭，使得自己有了新的憑吊之地。
記得并紀念著先生的還有西安外事學院的新聞學子，他們協同省記協，收購、搜集了大量的相關資料和照片，包括幾近絕世的《季鸞文存》，在學校建起了張季鸞紀念館，將此作為新聞系學生的教育基地。
據研究中國言論史的傅國涌撰文說，在民國時期，張季鸞的影響比魯迅大。相較于魯迅的雜文而言，張季鸞的評論有更大的受眾和影響力。然而在魯迅幾乎成了一個符號的今天，知道張季鸞的人卻寥寥無幾。而他，在中國短短的新聞史上，被稱為全國的“導師”和傳奇。
故而，我們今天重提張季鸞，解讀張季鸞，旨在通過了解傳播他的事跡，傳承他的風骨，弘揚他的精神。
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新媒體研究院副院長韓雋這樣總結張季鸞的精神：張季鸞先生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滋潤，追求“言論報國”，為當時中國報界開辟了一條新路徑。她認為，張季鸞先生主筆下的《大公報》是“那個時代不可多得的辦報樣板”，他“不求權，不求財，不求名”的新聞職業道德令人崇敬。因為張季鸞先生的提攜與培養，范長江、王蕓生、徐鑄成等一代卓越記者得以成為新聞界的中堅，為中國的新聞報刊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陜西省記協前主席尹維祖說，張季鸞先生崇尚“文人論政”，以廣博的學識和深厚的文字功底，寫出了一批分析透徹、文風犀利的好評論、好文章。對今天的記者，季鸞先生仍然有著榜樣的力量。
作為同行后輩的我們，如何學習張季鸞精神，記者借用胡政之先生在《季鸞文存》序言中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尾。
“季鸞就是一個文人論政的典型，他始終是一個熱情橫溢的新聞記者，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國人讀季鸞之文，倘能識念其一貫的憂時謀國之深情，進而體會其愛人濟世的用心，則其文不傳而傳，季鸞雖死不死！”
